手机版
 雍城东门外，打米厂边上，曾住着一位独居老人。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记忆虽已模糊，但关于张大爷的种种过往，却一直留在我心里。 七十年代，我家住在东门新村对面的回龙街小院里，常听人说起他。那时我还小，听不懂大人话里的叹息；如今回想，才明白像他这样的男人何其特殊——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刚健禀赋，在世间实属罕见。而他，正是这样一个被命运攥在掌心的人。 他的土坯房蜷缩在厂区东侧，城市的边缘在这里到了尽头。打米厂昼夜轰鸣，那声音像一把钝刀，反复划开寂静；浑浊的米糠粉尘终年笼罩着低矮的棚户区。张大爷的墙皮被岁月浸得发黄，窗棂上糊的旧报纸早已斑驳，可每天清晨，里头总会准时透出微弱的灯光——那是他赶去火车站做搬运工的信号。打米机隆隆的碾磨声，仿佛是他一生的注脚：粗粝、无望，被命运反复碾压。
年轻时，张大爷是附近有名的壮汉，臂膀结实得能扛起两百斤粮包，脸上总挂着未经世事的憨直。可这憨直背后，却藏着让三位伴侣相继离去的隐情。每一段相伴都未能熬过数周，对方便会返回娘家，执意分离。在那个讳莫如深的年代，婚姻里的不合只能含糊地归为"感情失和"。妇女主任几次上门调解，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凳上，听前两位女士红着眼圈说"他太过执拗，实在难以相处"，却始终探不出更深层的缘由。直到第三位在分离协议上按下手印时，才对主任嗫嚅了一句："他的性子……太过刚硬，没人能消受。"说罢便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小街深处的浓雾里。 没人知道，那些深夜的辗转、那些被邻里指点的"孤辰命"，根源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先天禀赋。张大爷的生命能量如奔涌的暗流，炽烈得让身边人难以适配，却又找不到疏解的出口。他试过用沉默压抑，却在寂静的夜里愈发焦灼；他想倾诉，却清楚在那样保守的年月，这样的心事足以让人被唾沫星子淹没。分离之后，他把全身力气都投进了火车站的货场，用超负荷的劳作消耗过剩的精力。七十年代的铁路装卸有多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：扛着九十公斤的棉布包在跳板上蹒跚，顶着烈日装卸货物，汗水浸透的工装能拧出咸涩的水，肩膀的老茧硬得像铁。累到极致，他便倒在货堆上昏睡，连梦都是沉甸甸的。
日子在米尘与汗水里一天天熬着，张大爷渐渐成了孩子口中的"怪老头"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个被家长禁止靠近的老人，口袋里总装着水果糖。放学路上，他会拦住叽叽喳喳的孩童，笨拙地掏出手帕包好的糖块，看他们怯生生接过时的笑脸，眼角的皱纹便悄悄舒展。有胆大的孩子问："张大爷，你为什么一个人生活呀？"他只摸摸孩子的头，含糊地说："快回去吧，爸妈该着急了。"家长们的警告像一道无形的墙，把他隔在孩子们的快乐之外。他常常独自站在巷口，望着远去的背影，手里还攥着没送出去的糖。 孤独像打米厂的粉尘，无孔不入。他开始疯狂存钱，把火车站挣来的零钞一张张抚平，藏进被子的棉絮、枕头的夹层、床褥的暗袋。那些带着体温的五元、十元纸币，上头印着炼钢工人与人民代表，也承载着他最朴素的愿望——存够钱，再找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伴侣，他始终相信这个世界能有与自己契合的人。他舍不得买新衣，工装补丁叠补丁；舍不得吃肉，顿顿咸菜配糙饭；甚至舍不得点灯，夜里只借月光收拾。可流言早已像米糠般传遍片区，没人愿将女儿托付给这个"禀赋异于常人"的独居者。他攒下的那些钱，终究没换来一个完整的家。
六十多岁时，张大爷的身体垮了，搬东西常喘不过气，旧伤也隐隐作痛。他不再去火车站，每天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，看打米厂进出的粮车，看巷子里嬉闹的孩子，眼神空茫。米尘依旧纷扬，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像一层薄霜。偶有邻居路过，他主动打招呼，对方却总匆匆应一声便加快脚步，仿佛他身上沾着什么晦气。 那个冬天来得格外早，寒潮席卷全城。打米厂的机器依旧轰鸣，却没人注意到，张大爷家的灯火已十几天没亮。直到邻居闻到异味，慌忙报警。房门撬开时，他蜷在冰冷的床上，身体早已僵硬。收拾遗物时，有人掀开被褥——藏在棉絮里、枕头下、床褥中的纸币簌簌落下，五元、十元，一张张叠得整齐。清点下来，竟有几千元。这些被岁月磨毛了边的钞票，依旧崭新，像他从未实现的梦，静静躺着，诉说着一个老人深埋心底的渴望。 有人说，他这辈子太可怜，空有一身力气，却落得孤苦伶仃；有人说，他是被自己的禀赋所困，终究难觅归宿；也有人想起他给孩子们发糖时的笑容，想起他扛粮包的背影，悄悄红了眼眶。
打米厂的轰鸣依旧在城市边缘回荡，米糠粉尘依旧飘散。张大爷的土坯房后来拆了，原地建起新库房，再没人提起那个孤独的独居者。只是偶尔，火车站的老搬运工聚在一起聊天时，会有人说起那个肩膀结实、干活拼命的张大爷，说起他藏在被褥里的钱，说起他一辈子想找个伴的心愿。 风从打米厂吹过，带着米糠的气味，仿佛在低语一个被时代遗忘的故事。那个善良而孤独的老人，终究像一粒米糠，在岁月的碾磨中，悄无声息地消散在城市的边缘。只留下一段模糊的过往，和一颗深埋尘埃里、渴望被爱的心。（汪贵沿）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