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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老家位于库布其沙漠南缘，这里风多沙大，严重缺水，是个非常僻远、贫穷、落后的小村子。
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，我的父母在多数农民的教育意识比较淡薄、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、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汲取他们生命中的所有能量，倾尽全家财力物力，供我们兄妹六个读书。 我是一九七一年踏入校门的，到一九九九年二妹最后一个走出校门，父母供我们兄妹六人念了二十九年书。其中有十九年是供三、四个孩子同时念书。如果把我们六个人的念书时间加起来，总共是念了八十年。 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，母亲不识一个字。我们家族可追溯的祖辈也没出过一个读书人。我的曾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，良田百顷，牛羊满圈，骡马成群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读书的。到了爷爷这代，家道中落。父亲酷爱读书，但爷爷没供他上学，看到同龄的小朋友上学，父亲爱得不行，就蹭书看，时间长了，短不了看人家脸色。稍长，就买了《四角号码字典》和《汉语成语小词典》自学，不管走到哪，都随身携带，一有空，就用手指头或柴草棍在地上写写划划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持之以恒，坚持不懈，父亲居然成了本村识字最多、文化最高的农民。直到现在，父亲仍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。看到乡村缺医少药的状况，父亲就发奋学医，立志悬壶济世，《濒湖脉学》、《汤头歌诀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等艰涩的古文医典竟然烂熟于心。 父亲吃过没有上学的苦头，同时也尝到了学习的甜头，这使他坚定了一个信念，“家有黄金用斗量，不如送子上学堂”，他下决心用知识改变我们的命运，特别是高考政策恢复后，更坚定了父亲把孩子们培养成才的决心和信心。 我们小学就读的学校是达拉特旗原蓿亥图公社黄母哈日学校。这是一所村级民办学校，共有一至七年级七个班，八、九个老师，两排土打墙教室。学校在大队（村）革委会所在地，距我们家六、七里地。 上小学一年级时，是父亲领着我去报名的，和我同时报名的还有我的三姑。当时三姑已经十三岁了，由于是女孩子，本来是不准备供她念书的，但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怕我受人欺负，决定让三姑领着我念上两年。父亲领我见了班主任老师，郑重其事地说，老师，孩子交给你了，请严加管教！ 我是从五岁开始识字的。那时，丸药的小包装多数是蜡封的圆柱形的纸盒子，父亲就把纸盒子两端的小圆片挤下来，用钢笔写上字，教我认字。这就是我小时候的识字卡片。利用这种卡片，父亲教会了我拼音字母和几百个汉字。父亲还用掰手指头、移动柴草棍等方法教会了我一百以内的加减法。使我受到了当时多数儿童没有受过的学前教育。 我们小时候，书本资料奇缺，甚至连一张旧报纸都很难找到。父亲便想方设法帮我买书读。尽管一本小人书只有几分或一毛多钱，但对于当时的农民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每次出门，父亲总要设法给我买些课外读物。我记得小人书有《闪闪的红星》、《鸡毛信》、《地道战》等，小说有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等。别人认为这是读"闲书"，影响孩子的学习，父亲却认为开卷有益，拿"闲书"增长我的知识，开阔我的视野。 上小学时，真的是连一小块二、三分钱的橡皮都买不起。就是拥有一块指头肚大小的废轮胎当橡皮也如获至宝。铅笔写得握不住了，就用小刀子把笔杆劈开，小心翼翼地取出笔芯，绑在小木棍子上将其写完。作业本正面写课堂作业，背面写家庭作业。当时，一个“田字格”或一个"横格本"八分钱，我们嫌贵，就买四分钱一张的光连纸，裁成三十二开的白抄本，然后扯一张“田字格"或“横格本"纸垫在下面，字就可以写得归行入列了。 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，父亲给大队整理库房，干了一整天，报酬是一顿山药焖饭、一箱半数已使用过的账页纸和报表册。这些即将被扔掉的废纸，被我们做成家庭作业本，让我、三姑和二弟足足阔绰了三、四年。 小时候，我们一直是趴在炕上或窗台上写字。有一年，父亲让一位亲戚给我做了个杨木小书桌，可把我高兴坏了。再后来，念书的弟妹们多了，父亲去包钢搞副业的时候，向工友借了六块一毛四分钱，给我们买回一个橘红色的炕桌，和杨木小书桌相比，这个桌子宽敞多了，我们把煤油灯放在中间，两个甚至三个人围坐在桌前写字，一不小心就烧了眉毛和头发，有时把煤油灯碰倒，书本上沾满油渍。这个炕桌一直陪伴我们兄妹六人度过了难忘的学生时代。 一九七九年，我初三毕业，考入了达旗第一中学。当年，蓿亥图公社共有两名应届生考入达一中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从我们老家去达一中，要大清早动身，走二十多里路到公社所在地牛场梁，然后花一块二毛钱，坐隔天一班的班车到树林召。那年我已是十五岁的人了，本来自己走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入学报到时，父母对我怎么也不放心，思量了很久，父亲还是决定送我。但来回二块四毛钱的车费却难住了父亲，最后父子俩人背着我的书籍和铺盖，翻越了三十里的库布其沙漠，又步行了二十多里，到了昭君坟公社的所在地城拐，费了很多周折，搭了两次顺车，半夜才到了达一中。 农村孩子进城，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和陌生。为了让我在异地他乡有人照应，父亲想方设法打听到了两家远房亲戚，其中一家还在郊外农村。父亲咬牙买了一包纸烟，两毛钱的水果糖做为见面礼，千叮咛、万嘱咐请求亲戚照应我。要亲戚经常给我烙点玉米面饼做干粮，记住斤两，一次还他。父亲又颇难为情地向那位农村亲戚借了一个很有些年头的、盛炭用的旧木箱给我做储物柜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们家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正是"拉破窝"的时候。加之父亲有病，不能做苦重营生，全家人所挣的工分连口粮都分不回来，有时还倒欠集体的钱。为了养活全家老小和供我们念书，母亲就拼命地劳动，只要能多挣工分，什么重活累活脏活都干。赶车送粪，剪毛抓绒，犁耧耙磨，锄搂收割，叉耙连枷，挖渠担坝，母亲样样都是行家里手。由于劳动吃苦，干活踏实，出勤最多，母亲被评为全大队的劳动模范。奖品是一本证书，一把锹头，一块白毛巾。那块白毛巾，在当时就是一件奢侈品，母亲精心地保存着，好长时间舍不得使用。劳模会是在大队开的，会后每人一碗炖羊肉，糜米饭管饱，母亲只吃了两碗糜米饭，羊肉尝也没尝，都端回家里，给老人孩子吃了。 有一年秋天防洪，父亲在外地看病，母亲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，和全队社员防了大半夜，不幸落下了妇科病，人瘦得就像个衣服架子，仿佛一阵大风就能刮倒。多亏父亲有见地，当机立断向生产队请了假，牵着外祖父家的一头毛驴，驮着母亲和尚在哺乳的二弟，跋涉五十多里，去了一个叫布尔洞的村子，找了一位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张姓妇科专家，经过二十多天的治疗，才把母亲的病治好。 母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，一刻也不闲着。工间休息，别人歇着，她不是做针线，就是扯猪菜；收工回家，从不空手，不是拾一抱柴，就是割一捆草。 -繁重的体力劳动仅仅是母亲工作的一个方面，大量的家务营生更是母亲的重要工作。那时候，我们全家人的衣服、鞋子都是母亲和奶奶手工做的。多少个不眠之夜，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穿针引线；多少晨星寥落的黎明，母亲在瑟瑟寒风中生火做饭。母亲地里家里两不误，两副重担一肩挑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也无法想象母亲那瘦小的身躯里，羸弱的肩膀上，究竟蕴藏着多大的力量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父亲还会捻羊毛绳，织毛袜子，那时，全家人的毛祙子基本上都是父亲给我们织的。农闲时节，全家人都要帮父亲撕羊毛，父亲把能利用的一切时间利用起来，捻毛绳，织毛祙，放羊的时候都拿着捻毛绳的器具。有一年，父亲去包钢搞副业时，弄回好多旧运输皮带，用钳子剥成几层，给我们做鞋底用，解决了母亲和奶奶粘衬子、纳鞋底的费劲和辛劳。就是那一次，父亲挑了两捆运输带走了十几里地，竟将两根崭新的竹木扁担压折。后来，生活略有好转，父亲就托在达旗商业局工作的田氏亲戚搞到一个缝纫机指标，买了一台“飞人牌”缝纫机，这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娶媳妇的“三大件＂（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）之一，缝纫机摆在炕上靠窗的地方，油光锃亮，特别显眼，我们突然有了一种奢华的感觉。缝纫机大大减轻了母亲做针线活的强度，缝纫机＂哒哒哒，哒哒哒＂的声响成了我们生活中美妙的旋律和少年时永恒的记忆。 一九八0年包产到户以后，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种着七十多亩地，放着三十多只羊。由于土地多劳力少，加之没有任何机械，还是处在老牛烂车疙瘩绳的时代，春天种不进去，夏天锄不出来，秋天收不回去。父母就起五更，睡半夜，生病了也不敢休息，舍出身子拼命干，一天干别人两天的活。秋天，遇上刮大风，成熟的糜麻果实忽簌簌地往下掉，父母急坏了，就白天割糜子，晚上割麻子，一直能割到天亮。虎口裂了，手腕肿了，腿也迈不开步了，但还得咬紧牙关扎挣着……羊是和邻居变工放的，和种地比，放羊竟成了父母缓解疲劳的好营生。 不过，不是所有的劳动都有收获。上世纪之前，老家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。有的年头，老天只记得刮风，不记得下雨，春苗被刮焦，夏苗被旱枯，人们辛苦一年，连吃的也刨闹不下。有的年份，从春到秋滴雨不落，粪堆不撒，场门不开，人牲口没吃的。遇上这种年景，可就惨了，父亲赶着小骡子车，跋沙涉水，到滩上买草借粮；母亲扛着耙子，到沙原上搂灯相棉蓬；奶奶则住到滩上的姑姑家，捡田打草割碱葱。生活更加艰辛。 为了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致中断，父亲想尽了办法。大集体时，父亲给生产队放过牛，到外乡放过倒场羊，到包钢搞过副业。包产到户以后，父亲和母亲养过十多年母猪、公猪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老家连年大旱，父母被迫背井离乡，迁到东沿滩的榆林子乡。人地两生，举目无亲。又经历了我重病缠身、奶奶去世两大不幸，父母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和挫折，但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。因为，子女们明天的幸福，永远是他们不竭的力量源泉！ 最不能忘记的是我的奶奶，我们兄妹六个，都是奶奶帮母亲拉扯大的，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离开了母亲的乳头，就爬上了奶奶的肩头。奶奶在世时，特别是农忙季节，承担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要家务。柴米油盐，一日三餐；呼大叫小，拉儿抱蛋；打猪喂狗，照料门户，直到去世。多少年来，奶奶穿着老式长大襟红市布半袖衫，腰间带着个针扎儿（自制的针线包），佝偻着腰，喘着粗气，终日忙碌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 小时候，我们放学和放假以后都是要参加生产劳动的。一年之中，春种夏锄秋收冬藏，大人做甚我们做甚。早上是不能睡懒觉的，要早早起来读书或拾粪、担水。从初三年级开始，我们就离开父母，住校读书，每年春节期间，我们弟兄几个都要尽可能地多放羊，给父母变工。每年正月初二，就开始筛织子。织子就是糜子、麻子的壳和叶子，细的喂猪，粗的喂羊，一直筛到正月二十左右。筛织子是个脏活累活，飞扬的尘土、草屑弄得我们灰头土脸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每次回学校之前，我们都要帮父母用铡刀铡下至少够喂一个月的马草，把家里的水缸担满。劳动并没有耽误我们的学习，而是使我们学会了许多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，学到了许多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东西。饥饿贫穷、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，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生命的底片上，成为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！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，我们的孝老爱亲课，是父母在家教的。在我们的记忆中，揭开锅的第一碗饭肯定是端给爷爷奶奶的，爷爷奶奶吃的玉米面窝头肯定是掺了白面的，猪排骨、鸡胸脯、羊胛骨肯定在爷爷奶奶的碗里；家里仅有两块褥子是给爷爷奶奶铺的；当头正面永远是爷爷奶奶的座位，这个次序谁也不能改变，谁也不敢改变。每年正月初一大清早，父母都要领着我们男孩子，洗脸净手，点灯焚香，双膝跪地，恭恭敬敬地给爷爷奶奶磕头请安。爷爷是在母亲的怀里永远闭上眼晴的，那一年，母亲才三十二岁。这些无字的大书，永远镌刻在我们的灵魂深处。 包产到户以后，我们家每年的总收入其实很可观，但是绝大部分被我们念书花了，有时候还得向别人借，或向信用社贷。一年一度的乡村物资交流会上，四处飘散着炖羊肉的香味，父亲只是转一转，看一看，闻一闻，从来也没舍得吃一碗，顶多喝一碗羊杂碎。有一次逮住了一种像老鼠又比老鼠大的动物，也叫不上什么名字，父亲馋得不行，居然炖着吃了，膻腥味几天不散。小时候，母亲说自己不爱吃肉，就爱啃干骨头，尤其爱啃我们啃过的干骨头，我们信以为真。长大了，才明白了这个令人泪目的谎言。父母几年也不添置一件新衣服。尤其是母亲，在我的记忆中没穿过几件新衣服，好象天生不爱美。 但只要念书花钱，父母从不吝惜，有求必应。二弟读伊盟师范的时候，想买一套新东方录制的初级英语磁带，共一百元钱。二弟在家信中说了此事，父亲得知后，二话没说，顶着七八级的大风，跑了五十多里路，借钱寄给了二弟。那时，我刚走出校门，月工资三十六块半，这一百元钱相当于我两个半月的工资。那时，我们每次收到父母寄来的汇报款单时，不论是五块还是十块，都感到异常沉重，我们知道，这每一分钱上，都渗透着父母的血汗。 父母对我们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。 我在达一中念书，父亲怕我想家，每个月都要给我写一封信，问这问那，前安后顿，舐犊之情跃然纸上。每年杀下猪的时候，父亲都要带着杀猪烩菜和炒猪肉，坐上班车，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一天来看我，并找班主任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。高二那年，爷爷去世，我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之中，学习成绩明显下降。父亲知道后，专程赶来，陪我住了两天，并拜访了班主任老师，嘱托他好好关照我。在班主任老师的开导和鼓励下，我很快振作起来，重新进入学习状态，并在当年考上中专。 记得就是那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快开学了，我还没有收到中专录取通知书，正当我以为名落孙山而心灰意冷的时候，父母抚摸着我的头说，没关系，大大妈妈再供你念，一定要把你供出来。一句话，说得我泪流满面。 苍天不负有心人。幸运的是，父母的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我们兄妹六个，全部考上了中专，并由国家统一分配参加了工作，在老家成为美谈。我们兄妹六人之所以能够全部考上，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，但父亲的因人施教、教育得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哪个孩子该念初中还是高中，哪个孩子该在哪个年级复读一年，夯实基础，父亲都了如指掌，成竹在胸。哪个孩子没有考上，不仅不批评指责，而是鼓劲打气，继续补习。 父母经过近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，用巨大的自我牺牲，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他们所走过的、全新的人生坦途，由于长期超负荷的体力透支，父亲长年面黄肌瘦，口干腹渴，疲惫不堪，以致经常怀疑自己得了白血病或糖尿病；由于过度负重，疝气两次复发。母亲也在四十八岁那年积劳成疾，患上了高血压、冠心病，在田里收玉米的时候突然晕厥，从此健康状况每况愈下。但父母对他们的付出无怨无悔，对他们取得的成就无比欣慰！ 父母之恩，天高地厚；父母之德，山高水长。如今，父母都已进入垂暮之年。母亲由于脑梗变得憨态可掬；父亲也因痼疾变得跛腿蹇行。想想当年大山一样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母，我们感到无比心痛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我在即将步入花甲之年，仍能承欢父母膝下，说从前的往事，唱儿时的歌谣，感受父母触手可及的温暖，享受母爱那一片温煦的阳光，感谢天恩！感谢时代！ 父母是平凡的，但又是伟大的。但愿流淌在他们血液中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、无私奉献的基因，不退化，不变异，根深蒂固，世代传承，滋养后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，披荆斩棘，砥砺前行！ 二0二0年八月下旬于树林召镇 |
